第五章 WPS
一
1988年5月，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提着一只旅行袋，从北京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到了深圳。
他叫求伯君。刚从四通公司辞职，在深圳没有房子、没有办公室、没有团队。他找到蔡屋围酒店的经理，订了一间房——501号。不是套房，就是一间普通的单间，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衣柜。他把旅行袋往床上一扔，从里面掏出来一台386电脑——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个人计算机，花掉了他在四通攒下的几乎全部积蓄。
“我要写一个软件。“他跟酒店经理说。
经理没听懂。他就补了一句：“大概要住几个月。”
他住了十六个月。
每天的生活完全一样。早上七点起来，刷牙，坐下来写代码。中午吃泡面，继续写。下午两三点困得不行，躺床上睡一个小时，起来继续写。晚上写到凌晨一两点，有时候到三四点。第二天七点再起来。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
第三个月，他得了肝炎。医生让他住院，他拒绝了。他把输液瓶挂在床头，自己在键盘上敲。右手敲累了换左手——他练出了两只手都能编程的本事。
他写的这个东西，叫WPS——Word Processing System，文字处理系统。
当时中国的个人电脑上没有一个真正好用的中文文字处理软件。WordStar是英文的，汉化版Bug一堆，常把文档搞烂。CCED的功能仅限于表格。大部分人在电脑上”处理文字”的方式是——打开BASIC解释器，用PRINT语句输出汉字。
求伯君要造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文字处理软件”。不是翻译，不是汉化——是从零开始写，用汇编语言，一行一行，一层一层，一根指头一根指头。
汇编语言是什么概念？高级语言写一行代码，汇编要写好几行。高级语言有函数库、有现成的模块可以调用。汇编没有。汇编写一个菜单窗口，要自己处理每一根像素线。汇编写一个文件打印功能，要自己控制打印机端口的每一个针脚。十二万两千行汇编代码——这是一个人的工程量。
1989年9月，一个台风天的下午，求伯君敲完了最后一行代码。他把电脑关机，拔掉电源线，走到窗前。蔡屋围酒店外面，深圳的街上全是雨水，梧桐山的方向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
他下楼，找了一家打印店，打印了一份WPS的使用说明书。打印机吱吱地响，打完最后一页的时候，打印店老板把那摞纸拿在手里翻了一下，头没抬，说了一句：“这个比WordStar好用。”
WPS 1.0没有发布会。没有媒体报道。没有广告。它的第一批用户，就是中国各地的打印店老板——他们不知道这个软件是一个人写的，他们只知道这个东西能打中文，而且比市面上任何东西都好用。
二
1990年，香港金山公司找到求伯君。老板叫张旋龙，做计算机贸易出身，在香港、深圳两头跑。张旋龙看过WPS之后说了一句话：“我来卖。”
张旋龙跟求伯君签了一份协议，求伯君拿技术入股，张旋龙负责市场和销售。WPS的商业模式很简单：一张三点五英寸软盘定价两千八百块，不打折。这个价格在当时相当于北京一个普通职工大半年的工资，但没有人嫌贵——因为全中国的电脑用户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花两千八买WPS，要么用那个烂掉的WordStar汉化版。
几个数字说明了WPS的市场占有率：1990年到1994年，WPS在中国市场占有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全中国每一台装中文处理软件的IBM兼容机里，九成以上在用WPS。求伯君的名字在当时的中国程序员圈子里，是一个信仰级别的存在。有记者在1992年写了一篇报道，标题是——《求伯君：中国第一程序员》。
报道里有这样一个细节：有一个湖北的大学生，为了买一套WPS，连着两个月在食堂只打馒头和免费汤，攒下了三百四十二块，还差两千四百多块。最后他给求伯君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我知道这个价格对得起这个软件，只是对不起我的生活费。“求伯君看完了这封信，让公司的人给他寄了一张免费的盘。
那张盘寄出去之后过了三个月，这个大学生又写了一封信。信很短，只说了一句话——“我以后也要做软件。”
三
1992年，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加入了金山。
他叫雷军，武汉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大学里他读了《硅谷之火》——一本讲乔布斯和沃兹创办苹果的书——读完之后在学校操场上走了整整一个通宵，反复想一个问题：我能不能也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的人？
他在大学靠写加密软件赚了第一个一百万。当时金山在北京的办公室里只有十几个人，雷军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他：“你为什么来金山？”
“因为我想见求伯君。”
这句话是真实的。雷军在此之前读过所有能找到的关于求伯君的报道。在他的世界观里，求伯君不是一个老板——是一个”写出了中国最好软件的程序员”。在雷军的世界观里，最大的荣耀不是赚钱，不是当官，是写出一个让一亿人使用的程序。
金山给了雷军第6号员工工牌。他在金山的第一个职位是软件开发工程师。头三个月，他把WPS的代码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十二万两千行汇编——全部读完，每一行都做了笔记。
读完的那天晚上，他给求伯君发信息，说了一句话：“我想成为你。”
求伯君回了一个字：“来。”
四
1994年，微软Office进入中国。
这不是一个软件产品的进入，是一个帝国的进入。微软Office 4.2中文版自带Word、Excel、PowerPoint三件套，每套定价九千八百块——比WPS贵了将近四倍。但微软不是一个人在打仗。
微软在Office进入中国的同一年，做了一个决定：跟金山签一份”格式共享”协议。协议的内容看起来非常平等——WPS能打开Word，Word也能打开WPS。
求伯君签了。
他签约的理由不复杂。他以为这是”互操作”，以为双方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各凭本事竞争。但格式共享的真正含义是——你的用户可以用Word打开WPS文件，等他们用惯了Word，你猜他们会去哪一边？
答案在被签完字的协议晾干之前就已经注定了。
1995年，金山发布”盘古组件”——一个集文字处理、电子表格、演示文稿于一体的”中国Office”。求伯君相信，中国用户需要的不只是一个文字处理工具，而是一整套”中国自己的办公方案”。
盘古失败了。市场上没有人买。宏基的渠道商把货压在库里，退货单比订单多。金山账上的现金只剩几十万。求伯君卖掉了张旋龙送给他的一套别墅——那套别墅在深圳香蜜湖，三年前刚装修完，求伯君自己还没住满一年——把钱拿来发工资。员工拿到信封的时候，有人说了一句话：“这个月工资是老板自己卖了房子发的。”
求伯君在1996年初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说：“盘古是一个伟大的产品，它只是生错了时代。”
没人知道这句话是判断还是安慰。
五
1996年春天，金山的账上几乎空了。
雷军在求伯君的办公室里坐了整整四个小时。桌上铺着盘古的销售报表，图上的曲线往下卷，像翻过来的浪。
“我们再做一版。“求伯君说。
“做什么？“雷军问。
求伯君看着他，说：“WPS 97。”
这一次，方向完全变了。不是再造一个”更好的Office”来跟微软比谁的功能更多，不是再做一个”中国的Office”来打一场不可能赢的正面战争。是做一个”能在Windows上跑的中文文字处理软件”——兼容Windows，不兼容微软。
兼容Windows，不兼容微软。
这个策略后来被中国的商业评论者叫做”在巨人的肩膀上跳舞”。但对当时在金山办公室里盯着账本数字的求伯君和雷军来说，这不是什么商业智慧——这是活下来的唯一可能。
1997年，WPS 97发布。用户数据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第一个月就卖出了两万套——在当时中国正版软件市场，这个数字已经是一个奇迹。
但更大的战争结果，已经不是一款产品能逆转的了。微软Office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在1997年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格式共享协议让微软几乎合法地收割了WPS的全部用户——你打开我的文件？你的文件我也能打开。但当你准备掏钱买下一套软件的时候，你面前摆着的，是一边九百多块的WPS，和另一边盗版五块钱的Word。
那张五块钱的光盘，比金山的全部营销策略都有效。
六
2007年10月9日，金山软件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雷军站在交易大厅的正中间，穿着一件深色西装，系了一条金色的领带。周围的闪光灯每隔几秒就亮一次。
他在金山干了十六年。
记者问他：“成功了吗？”
雷军想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没有看着镜头，而是看着交易大厅天花板上的灯——“在金山，我们学会了坚持。”
没有人知道他说的这个”坚持”指的是什么。是指求伯君在蔡屋围501房挂点滴敲代码的那些夜晚，还是张旋龙第一次看到WPS时说的”我来卖”，还是盘古失败后求伯君卖掉房子发工资的那个下午。
三年后——2010年4月6日，雷军在中关村的银谷大厦，和另外七个联合创始人一起，站在一块白板前面。白板上只写了两个字。
小米。
记者问他为什么创业。雷军说了一句后来被转述了无数次的话：“我十八岁的时候想成为乔布斯。四十岁的时候，我决定做自己。”
没人知道他这句话里藏着多少人。是乔布斯——那个他十八岁读《硅谷之火》时看到的人。是求伯君——那个他在酒店房间里仰望的、写出了十二万两千行汇编代码的男人。
雷军后来把小米的第一款手机——小米手机1——的发布会上说了一句话：“坚持比聪明更重要。”
这句话的版权，属于1989年蔡屋围酒店501房的那张行军床。
在写这些字的时候，WPS Office在全球已经有超过四亿用户。微软Office仍然占据全球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市场份额。
但这已经不是1996年那张五块钱光盘的故事了。
当年那个一个人在酒店房间里敲代码的年轻人，教会了一代中国程序员一件事：即使打不过，也要站在对手面前。即使输掉一场战斗，也要让后人知道你输在哪一步。
而那个跟在求伯君身后入场的二十二岁青年，将在另一个战场上，接过这句话。
不是软件。是硬件。不是办公室。是手机。
故事还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