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大逃杀

一

2017年9月4日，下午三点。

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一共七部委——在同一时间发布了一份公告。标题措辞精确到每一个字都像法槌落地：《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核心内容只有一句话：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代币发行融资活动。中国境内的所有加密货币交易所，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停止运营。

赵长鹏在东京的一间会议室里看到了这条新闻。

他面前的墙上挂着一块白板，上面写着币安的服务器架构图——画得密密麻麻，像一张电力系统的接线图。他刚创立币安不到两个月。两个月。交易所的域名刚注册好，团队刚搭起来，第一轮融资的合同还放在桌上没干透。

所有人都看着赵长鹏。有人已经开始在手机上刷新闻评论，有人在低声讨论”要不要跟监管沟通”，有人在计算如果关停中国业务，损失会有多大。会议室里的气氛像一块被捏紧的海绵——每个人都在等赵长鹏的反应。

他只犹豫了四十八小时。

然后他开始打电话。不是打给监管机构——是打给马耳他。然后是开曼群岛。然后是币安的法务团队。每一通电话的主题都一样：“我们在中国之外，哪里可以合法运营？”

四十八小时后，币安的中国团队开始搬服务器。

同一时间，李林在北京看到了同一条新闻。

他站在火币的办公室里，望向窗外——国贸三期还在那个方向，央视大楼的”大裤衩”轮廓横在雾霾中若隐若现。火币是他2013年创立的——比币安早了四年，比禁令早了四年。那时候中国的币圈还没有”交易所”这个词，所有人都在QQ群里转币、在微信上打款、靠”先转币后付款”这种原始的方式交易。火币的出现，让中国版的这个地下市场的第一次有了一个”台面上”的入口。

四年过去，火币已经是中国交易量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这里的”央妈”不是一个调侃——是币圈人跟火币之间一种无声的默契。项目方上新币，第一站选火币。资金进场，第一笔买在火币。李林站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太久了。他没有跑的选项。

他把公告从头到尾读了三遍。然后拿起座机，拨通了法务部的号码。

还是同一时间，孙宇晨在北京的另一栋大楼里，看到了这条新闻。

他当时二十七岁。他是湖畔大学最年轻的学员——那是马云创办的企业家商学院，录取率比哈佛还低，学员名单读起来像中国互联网的半壁江山。他是北大的本科，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硕士——学历单上的每一个字都发着光。他做过Ripple的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写过区块链的书，在微博上有几百万粉丝。

他看到新闻之后，把手机扣在了桌上。然后他笑了。

不是苦笑。不是无奈的笑。是他那种标志性的、让人猜不透的笑——就好像他不只是在看一条新闻，而是在看一副扑克牌已经被洗好放在桌上，等着他来决定怎么打。

他拿起手机，发了一条朋友圈。内容没有人记得了，但有人记得发完之后点赞的速度——几分钟之内，点赞数破千。

三条路。三个人。同一个九月四日。

二

CZ是三个人里跑得最快的一个。

他在东京和纽约都做过交易系统开发——彭博的交易终端、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撮合引擎——这些经历让他对”速度”这个词的理解跟正常人不一样。在传统的金融世界里，速度是微秒级的——谁的交易指令更快到达撮合引擎，谁就赚钱。在加密世界里，CZ把”速度”的含义从金融扩展到了法律、政治、监管的边界上——谁总比监管跑得快一步，谁就能活。

币安在2017年7月成立。到2017年底——不到半年——币安已经是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这个速度在互联网商业史上是罕见的。Google用了三年把搜索做到第一。Facebook用了四年把社交网络做到第一。淘宝用了好几年才在电商领域站稳脚跟。币安能在几个月内冲到全球第一，只有一个解释：CZ不是在跟传统互联网公司竞争——他的对手全部来自加密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谁的系统最稳定、谁的处理速度最快、谁的客服反应最及时，谁就能在一片混乱中吃下最多的市场份额。

而币安确实做到了。它的撮合引擎能够在每秒钟处理一百四十万笔交易——这个数字超过了纳斯达克。它在上币速度上也遥遥领先——币安的上币团队一天能处理十几个项目的申请，从技术审核到合约部署全程自动化。它的客服系统后来被币圈称为”永不宕机的客服”——虽然实际上它宕过，但比同行少得多。

2020年，CZ在币安的一周年内部信里写道：“Binance has no physical headquarters. Binance’s headquarters is on the blockchain.” ——币安没有物理总部。币安的总部在区块链上。

这句话被翻译成了几十种语言，被各国的监管机构截图保存。它既是币安的品牌宣言，也是CZ的法律策略——当你不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土地上，你就无法被任何一个国家的法院传唤。马耳他、开曼群岛、百慕大、迪拜——币安的注册地像一个不断移动的靶子。任何一国的监管机构想要对它采取行动，都得先搞清楚它在不在自己的司法管辖范围内。

三

李林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

他没有跑。他把火币的合规部门从一个”应付监管的小组”扩编成了一整层楼的团队。他请了前金融机构的法务总监来担任首席合规官。他在北京、深圳、杭州分别开设了合规办公室——每一间的门口挂着写有”拥护监管”的木牌。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和政府官员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开会。

这是一个人选择站在中国土地上时必须付出的代价。火币没有币安那样的全球化增长速度——它的大部分用户仍然在中国境内。火币交了罚款，申请了牌照，公开配合每一项监管要求。李林在内部会议上对团队说：“你可以留在你的地方，但你要留得住。”

这句话的火币版本是这样的：2017年底，火币的交易量曾一度超过币安。但禁令之后，中国用户的资金开始流向非托管钱包和海外交易所。火币的增长曲线在2018年之后开始走平——然后缓慢下滑。而币安的曲线——在搬出中国之后——几乎垂直上升。

李林选择的这条路，在资本市场上没有换来高于币安的估值。但他换来了另一件事：火币是中国唯一在禁令之后仍然合法持有多国支付牌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在日本、韩国、泰国、中东——火币以”合法持牌”的方式进入这些市场，而不是像币安一样以”没有总部”的方式绕开监管。

这两条路哪个更对——没有人能在这个时间点上判断。

四

孙宇晨走的不是其中任何一条。

2017年禁令下来的时候，波场（TRON）刚刚完成ICO。一波融资几十亿的资金到手——然后钱还在中国的公司账户上被冻结着。孙宇晨做的第一个动作是把波场的财务和运营全部移到了新加坡。

然后他开始做一件别人看不懂的事。

他在Twitter上发帖的频率超过了任何同行。他出席了每一场他能出席的行业会议，不管规模大小。他给每一个愿意报道加密货币的媒体发独家采访，内容永远有一部分不能写——不是涉密，是尺度。他的名字以越来越高的频率出现在热搜上——不是因为波场的技术有多好，而是因为他本人。币圈的人叫他”孙哥”。不是尊敬的称呼——但也不是恶意的称呼。是一种介于调侃和默认之间的称呼：这个人的存在方式太独特了，以至于他需要一个专属于他的称呼。

2019年6月，他做了一件事让整个互联网停下来讨论他。

他花了四百五十六万美元，拍下了和沃伦·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这笔钱创下了eBay慈善拍卖的历史纪录。全世界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比任何一个公链项目的技术发布吸引的流量都多。然后他以”突发肾结石”为由，把午餐延期了。

全世界的推特都在讨论他。一半人在骂他炒作。另一半人在骂他浪费食物公益的机会。还有一小部分人——非常小——注意到了同一个事实：所有人都在讨论孙宇晨的时候，所有人也都在讨论波场。而他付出的全部成本，是一张四百五十六万美元的支票——在加密世界的融资规模里，这大约等于一个中型项目的市场推广费用。

他后来补上了那顿饭。吃饭的地点不是纽约——是奥马哈。巴菲特的老家。孙宇晨带去了几个朋友，送了一部装了波场钱包的三星手机给巴菲特。巴菲特事后在采访里说：“I’m sure my grandchildren would rather inherit my wealth in U.S. dollars.” ——我确信我的孙辈更愿意以美元继承我的财富。

孙宇晨在推特上回了一句话。

没有人意外。

他的策略——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是”不可预测”。CZ跑得快，监管可以追。李林穿西装，监管可以对话。孙宇晨让监管没法忽略他——同时也无法预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你今天看到他在跟巴菲特吃饭，明天看到他在伦敦的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后天看到他在推特上宣布收购BitTorrent，大后天看到他在和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他的对手不知道他在玩什么牌——因为连他自己也未必知道下一张牌什么时候亮。

他在这条”不可预测”的路上，把波场做成了全球最活跃的公链之一。波场上的USDT流通量一度超过以太坊。批评者认为这些数据有水分——大量交易是机器人在刷量。但他不解释。他的沉默像他的笑容一样——对方猜不透。

五

三个交易所。三种生存策略。

CZ的方法：永远比监管跑得快。币安没有物理总部——这意味着它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需要遵守该国的法律，但也不需要该国的保护。这是一场没有尽头的猫鼠游戏。猫会累，鼠也会累。但目前——猫还没追上。

李林的方法：穿好西装和监管对话。这条路最慢，最难走，资本回报率最低。但它保住了火币在中国市场的最后一块立足之地。当监管收紧到极致时——火币仍然站在场上。

孙宇晨的方法：让监管没法忽略你——也无法预测你下一步做什么。他用争议制造存在感，用存在感制造流量，用流量转换成用户和交易量。然后他不停地换领域——公链、社交、内容分发、NFT、稳定币——他不给自己画边界，所以对手不知道下一拳会打在哪里。

他们各自代表了一个中心化世界里的去中心化金融的三种生存方式。

而这三种方式的分岔点，都始于2017年9月4日——那个七部委同时发布公告的下午。

这三个人的故事还没有结束。赵长鹏后来——在下一部书里——将以另一种身份重新出现。孙宇晨将继续制造话题，继续让人猜不透。李林将继续穿着西装，坐在会议室里。

而那个从湖畔大学走出来的、自封”马云学生”的人——马云自己的故事，在此时此刻已经拐了弯。蚂蚁集团的上市在2020年被叫停。那个给过孙宇晨光环的标签——湖畔大学——后来改了名字。

回到三部书中第一部、第一卷、第五章——那个在蔡屋围酒店501房挂着点滴敲代码的年轻人教会了一代中国程序员”即使打不过也要站在对手面前”。那个跟在他身后的二十二岁青年——雷军——把坚持带进了手机、带进了电动车。

而此刻——2017年9月4日——中国的加密世界正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面前：当规则不是由代码决定——而是由政府决定——如果你不想离开——你还能做什么？

三个答案。没有一个是错误的。没有一个是完整的。

时间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