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漫长的回落

一

阿波罗17号回来之后，NASA的工程师们开始打包。

不是把设备打包，是把任务打包——把飞行任务档案整理成册，把剩余物资造册登记，把参与过计划的工作人员分配到其他项目。那是1972年12月，整个美国沉浸在圣诞节的节日气氛里，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艘太空飞船从月球旁边回来了。

登月舱里带回来的东西不多：月球岩石样品，录像带，几件宇航员签过名的飞行服。还有一面意大利人送的意大利国旗，宇航员施密特把它塞在舱壁夹层里忘了拿出来，后来在整理飞船时被发现了。

那个施密特是地质学家，执行阿波罗17号任务的宇航员。他在月球表面走了七个多小时，采集了人类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月球岩石——249磅。他回到地球之后做了一场报告，讲月球的地质结构，讲那些石头的年龄，讲风化层的成分。

报告结束，有个记者举手：“施密特博士，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会再回月球？”

施密特说：“我不确定。”

记者问：“你觉得我们能回吗？”

施密特想了想，说：“我们有技术。有人有预算吗？”

没有人回答他。

那个问题悬在空中，没有人接。

二

登月计划终止的原因很简单：赢了。

1969年阿姆斯特朗踩上月球的那一刻，美国已经赢了登月竞赛。苏联退出N1火箭项目，N1计划被秘密撤销，没有再提起。美国国会问：现在苏联人追不上了，还要花几十亿美元送人到月亮上去吗？

NASA说：还需要。

国会说：不需要。

预算被砍了。第一次砍了30%，第二次又砍了40%。阿波罗18、19、20号任务被取消，已经造好的飞船被送进博物馆。最后三枚土星五号火箭躺在不同的仓库里，没有人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

其中一枚后来被拖到了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展览馆里，横着放——因为展馆的天花板不够高，它站不起来。

那枚火箭在那里躺了很多年。它的旁边是一个卖T恤和冰箱贴的小卖部。小卖部的收银台后面挂着一张阿波罗11号发射的照片，照片里那枚火箭是站着的。

三

NASA需要一个新的项目来填补登月留下的空白。

国会也愿意给钱，但条件是：不能比苏联的大，不能比登月计划的预算高，不能让纳税人觉得这是”登月竞赛第二”。

于是航天飞机诞生了。

航天飞机是妥协的产物。国会要它便宜，于是NASA把可重复使用当作核心理念——飞船和火箭要能回收，能翻新，能再次发射。这听起来很合理，但实际工程里发现，每一架航天飞机的翻新比造新的还贵。

国会要它安全，于是NASA给它装上了逃生系统——结果那个逃生塔从来没被用过，而且增加了重量，减少了有效载荷。

国会要它频繁，于是NASA承诺每两星期发射一次——实际平均每年只飞四次。挑战者号之前最好的年份是1985年，飞了九次。

1981年4月12日，哥伦比亚号从肯尼迪航天中心起飞。那天是加加林飞天的二十周年纪念日。

飞船上载着两名宇航员：约翰·杨和罗伯特·克里彭。

杨是NASA最资深的宇航员之一，执行过双子座和阿波罗任务，在月球上开过月球车。克里彭是第一次飞行。

哥伦比亚号绕地球飞了36圈，然后降落在了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跑道很长，周围是莫哈维沙漠，飞船的机腹被刹车和热气烫出了一片焦黑。

杨从舱门里走出来，站在舷梯上，对着镜头说了一句：“我想从这里出去走走。但我们可能得先把这部电梯修好。”

那是一个玩笑——舱门卡住了，他们是用蛮力拽开的。

四

苏联人在干什么？

他们把空间站送上了天。

1971年4月19日，礼炮一号从拜科努尔发射升空。那是世界上第一个太空空间站，在轨运行175天。

礼炮一号比阿波罗计划晚了两年，但它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太空逻辑：美国人去月球，插旗，然后回来；苏联人在太空住下来。

第一批宇航员在礼炮一号里待了23天。他们做实验，观测地球，拍摄太阳。他们给地面控制中心传回了大量数据，那些数据在后来的农业普查和地质勘探里派上了用场。

但他们没有回来。

飞船返回时发生故障，返回舱和轨道舱没有正常分离，返回舱独自坠入大气层，三名宇航员全部遇难。

那三个人是：多布洛沃利斯基、沃尔科夫、帕塔萨耶夫。

他们的名字在苏联被公开，但不是因为他们在太空站上的工作，而是因为他们死了。苏联的太空宣传机器运转起来，把他们塑造成英雄，但从不提他们是怎么死的。

直到苏联解体，那次事故的细节才被完整披露出来。

五

礼炮一号之后，苏联又发射了礼炮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和七号是大规模的长期驻留空间站。

1982年4月，礼炮七号迎来了一批新宇航员。在他们之前，另一批宇航员已经在这个空间站里待了211天——七个月。

七个月的太空生活是什么感觉？

宇航员列奥尼德·基齐姆后来写了一本书描述那段日子。书里他说，最难受的不是失重，是气味。空间站里到处都是人的气味——汗味、呼吸味、体味——空气过滤系统再好也去不掉。他的宇航服里塞满了换洗衣服，但换下来的衣服没有地方洗，也没有地方扔，只能装进废物袋里塞进舱壁夹层。

他还说，最想念的是水的味道。太空里的水是从氢燃料电池里提取的再生水，喝起来有一股金属味，像在医院里喝自来水。他每次喝水都想起小时候外婆家的井水，井水里有一种来自地底的凉意。

他们在空间站里做了很多实验。种小麦，养鱼，焊接金属，观察彗星。还用一种特殊的相机拍摄地球，画出了整套中亚和西伯利亚的地图。

211天之后，他们回来了。

地面工作人员把他们从返回舱里抬出来，抬到一张担架上。担架旁边放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水和面包。

基齐姆后来描述那顿饭：“我坐在担架上，拿起一块面包，咬了一口。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七个月没有吃过面包了。太空里的面包是特制的，需要从地球运来，严格按配给分发，每人每天两片。那种面包很干，没有味道，嚼起来像纸板。但当你真正七个月没吃过新鲜面包的时候——”

他停顿了一下。

“那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

六

1986年1月28日，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台39B。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发射台上，航天飞机机身上贴着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俄亥俄州的州旗——因为七名宇航员里有一位来自俄亥俄州的中学教师，克里斯塔·麦考利夫。

麦考利夫是NASA”教师在太空”计划的入选者。这个计划从一万多份申请里选出她，她的任务是进入太空，给学生们上一堂课。

发射那天早上，佛罗里达温度很低，只有零下2度。工程师们注意到助推火箭的O型密封圈在低温下可能失效，在发射前提出了反对意见。

但管理层压下去了：进度太紧，不能推迟。

上午十一点三十九分，挑战者号点火升空。

升空后73秒，右边助推火箭的密封圈失效，高温燃气从接缝处喷出，烧穿了外部燃料箱。燃料箱解体，整架航天飞机在空中解体成几块碎片。

那七个人从解体的驾驶舱里掉出来，在空中翻滚，自由落体。

他们没有立刻死。他们在有意识地自由落体了大约两分钟。

麦考利夫是其中之一。

她的遗体从未被找到。

七

那片残骸落在大西洋里，搜救船打捞了数月。

航天飞机项目停飞了32个月。

在华盛顿，调查委员会开了无数场听证会。罗杰斯委员会的报告写了几百页，分析了NASA的体制问题：工程师的警告被管理层忽视，进度压力凌驾于安全之上，“正常化偏差”——每一次冒险都成功之后，管理层开始认为风险是”可接受的”。

NASA的工程师们在报告里找到了他们自己写过的备忘录，上面写着”我强烈建议推迟发射”和”如果不推迟，后果不堪设想”。

那些备忘录被忽略了。

挑战者号之后，NASA换掉了局长，修改了安全流程，增加了独立安全评估机构。但有些东西没有变——进度压力，预算压力，政治压力。

航天飞机复飞后，所有人都小心翼翼的。

但没有人再提”教师在太空”。

麦考利夫成了美国教育史上一个被记住的名字。每一年的1月28日，美国的学校会举办纪念活动，老师们给学生讲她的故事。

她本来要在太空里给学生们上一堂课，讲什么叫”做实验”。她准备了一瓶星星糖，打算在失重环境下把它撒开，让学生看糖在舱里漂浮的样子。

那堂课后来没有上。

八

同一年1986年，北京。

王永志站在力学研究所的办公室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那是一份关于”863计划”的文本——“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邓小平亲自批准，计划周期十年，总预算一百亿人民币。航天技术被列在十五个重点领域之一。

王永志是空气动力学家，参与过东风导弹的设计。他1978年调到力学研究所，1986年拿到这份文件时，已经五十四岁。

863计划里关于航天的部分叫”863-205”，预算两亿——人民币，不是美元。两亿人民币，分十年，二十几个项目。

他在所里开了一场会，把这二十几个项目一条一条念出来。念完，他说：“这些项目里，有一个能做成，我们就成功了。”

有人问：“哪个？”

他说：“我不知道。但我们得全试。”

那个所后来变成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一部分。那两亿人民币，后来变成了神舟飞船的第一批设计经费。

九

1988年，苏联发射了和平号空间站的核心舱。

和平号比礼炮七号大得多，设计寿命五年。它由多个舱段组成：核心舱、量子一号、量子二号、光谱号、对接舱，还有一个专门用来给进步号货运飞船对接的装置。

它在太空里漂了十五年。

十五年里，它接待了来自十二个国家的一百多个宇航员。美国航天飞机去对接过，俄罗斯联盟号去送过人，欧洲的航天员去住过，日本的宇航员去做过实验。

它也坏过很多次。

1997年进步号飞船撞上了光谱号舱段，撞出了一个洞。和平号漏气了。

宇航员们花了数月时间堵那个洞，用医用纱布，用胶带，用临时焊枪。他们住在核心舱里，把光谱号封起来，像一个人截肢了一条腿之后剩下的那半截身体。

1999年到2000年，和平号上只有两个人。

两个人，一座空荡荡的空间站。

宇航员谢尔盖·阿维迪耶夫后来回忆那段日子：“最可怕的不是孤独，是寂静。空间站里有很多设备，正常运转时会发出嗡嗡声、风扇声、压缩机声。但在那些日子里，大多数舱段都关了，只有核心舱的设备在转。那种声音和寂静交替出现，像有人在敲墙壁，然后停下来，再敲，再停。”

他停顿了一下。

“有时候我忘记了自己是在太空里。我会觉得我是在一艘沉船的底舱里。”

2001年3月23日，和平号坠入南太平洋大气层，解体，焚毁。

没有人试图救它。

十

1990年，中国的长征火箭进行了第一次商业发射，把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送入轨道。

那枚火箭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起飞，发射窗口是晚上八点。当地的农民在田间抬头看，以为是流星。

长征火箭的国际商业发射合同是1979年开始谈的，谈了十年才落地。休斯公司的代表第一次来西昌时，看到发射场周围的配套设施，说了一句话：“这里有蛇吗？”

翻译把这句话翻译成了：“请问这里有什么野生动物？”

接待人员想了想，说：“有野猪。有时会跑到发射场里来。”

那个故事后来在航天系统的老工程师里传了很久。每次有人抱怨条件艰苦，就会有人说：“当年休斯的人来考察，还问有没有野猪。”

长征火箭的成功商业发射是中国航天商业化的第一步。但那时候中国的火箭还是老型号，用的还是有毒的偏二甲肼推进剂，和SpaceX后来用的液氧甲烷完全不是一回事。

差距是全方位的：火箭运力、发射频率、可靠性、经济性。

差距大到没有人提”追赶”两个字。

十一

1992年9月21日，北京。

那一天召开了”921工程”汇报会。这个工程的代号就是”921”，内容是：中国要搞载人航天。

会议很小，十几个人，一张长桌，桌子上放着一份技术论证报告。

报告是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写的。十二页，正反面打印，字体是宋体五号，页边距很窄，字密密麻麻。

报告里写了三件事：中国要不要搞载人航天，搞的话用什么方案，搞的话要花多少钱。

关于”要不要搞”，报告的结论是：要。理由是：载人航天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没有独立自主的载人航天能力，就不能称为航天大国。

关于”用什么方案”，报告提出了三个备选方案：一，飞船方案，像联盟号那样；二，空天飞机方案，更先进，但技术难度大；三，航天飞机方案，完全超出当时的技术和工业基础。

报告的建议是：飞船方案。

理由：飞船方案技术难度最低，风险最小，时间最快。

会议讨论了很久。

最后坐在长桌最里面的一位老人开口了。他说话很慢，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停下来听他讲。

他说：“我们1956年开始搞航天，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我们自己干。没有苏联的火箭，我们用土锅炉也要把卫星送上天。后来有了东风导弹，有了长征火箭，把原子弹送上了天，把卫星送上了天。”

他看着桌子上的那份报告。

“搞载人航天，我们没有苏联的条件，也没有美国的条件。但我们有自己的条件。”

他说完，没有再说下去。

会议通过了921工程，启动了中国载人航天计划。

那个坐在长桌最里面说话很慢的老人，是钱学森。

十二

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从酒泉发射升空。

绕地球飞行十四圈，在内蒙古着陆。

飞船返回舱被找到的时候，表面烧焦了一层，里面是完整的。那是中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没有宇航员，只有一些用于测试的仪器和一面小国旗。

工程师们把返回舱从沙漠里拉出来，用卡车运回北京。运到研究院的时候是凌晨三点，大门口站了几十个人，等着看。

卡车停稳，舱门打开，一个年轻工程师探身进去，把那面小国旗拿出来，高高举过头顶。

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在鼓掌，有人在抽烟，有人什么都没做就站着看。

王永志也在人群里。他那年六十七岁，头发全白了。

他看着那个年轻工程师举着那面国旗，忽然想起七年前，他在那场只有十几个人参加的”921工程”汇报会上，听钱学森说”我们有自己的条件”。

七年前。从那个会议到神舟一号，七年的准备。

他转身走了，没有说话。

十三

2001年1月10日，神舟二号发射。

2002年3月25日，神舟三号发射。

2002年12月30日，神舟四号发射。

每一艘飞船都在进步。神舟二号实现了控制系统冗余备份，神舟三号实现了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神舟四号是发射前的最后一次无人全状态演练。

航天员杨利伟在电视上看到了神舟四号发射的直播。他那时在航天员大队训练，已经接受了四年的航天员培训。

他后来回忆那个晚上：“我在宿舍里看的直播。火箭升空的那一刻，我站起来，在电视机前面站得笔直，像在接受检阅。我旁边的室友说我像个傻子。”

他笑了一下。

“但那一刻我确实觉得，离我们真的上去不远了。”

神舟四号回来之后，工程师们开了一场总结会。有人提出了一些细节问题，某个传感器的数据有波动，某个阀门的响应时间比预期慢了零点几秒。

会议开到一半，有人打断：“这些问题会在神舟五号之前解决吗？”

沉默了几秒。

会议主持人看了看所有在场的人，说：“我们还有时间。”

那句话说完，没有人再提那些小问题。

十四

2002年，苏联已经不存在了十一年。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航天遗产：拜科努尔发射场，和平号空间站，联盟号飞船。联盟号是苏联时代设计的，但一直在用，用到2002年还在飞，还在送人上国际空间站。

那时候的国际空间站建了一半。美国的舱段和俄罗斯的舱段已经对接上了，每天绕地球十六圈。

国际空间站是政治工程，不是探索。

它被设计出来的理由是：让美国和俄罗斯在太空里合作，这样在地面上就不会在核问题上闹得太僵。航天飞机送去的是零件和补给，带回来的是外交筹码。

NASA的人私下里说，国际空间站最大的成就是：证明了美国和俄罗斯在太空中可以合作，至于在太空中做了什么——没有人在乎。

那个空间站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继续建设，然后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继续运营。它最终成为一个在轨的”宿舍”，宇航员在上面种菜、健身、修设备、做实验，偶尔接受媒体采访，说一些”从太空看地球很美”之类的话。

这些话没有错，但没有人真的因为这些话去关注国际空间站。

十五

2002年，美国的航天飞机还在飞。

但所有人都知道，那不是探索，是快递。

航天飞机每次任务的平均成本是十五亿美元。每飞一次，就往国际空间站送一批人，送一批物资，送一批设备。送完之后，他们回来，等下一次发射窗口，再飞，再送。

它送过哈勃望远镜的维修设备，送过国际空间站的舱段，送过零配件，送过食物和水。

它也送过人。挑战者号之后，NASA在1988年恢复了飞行，但每一次飞行都比之前更谨慎，更慢，更官僚。每次发射前都要经过几十次检查，每次任务回来都要经过几个月的审查。

航天飞机成了太空里的一辆校车。它可靠，它在跑，它每周——不，每年——都在飞。但没有人觉得它是探索的象征。

它不是阿波罗。

它什么都不是。

十六

2002年，一个刚把PayPal卖给eBay的南非人，去了俄罗斯。

他叫埃隆·马斯克，三十一岁，长着一张窄脸，穿着牛仔裤和黑色T恤，说话时语速很快。

他去俄罗斯是要买一枚火箭。

他那时候已经在计划他的下一家公司。他把PayPal卖掉之后，拿到了1.8亿美元。他想造火箭，送人上火星。

他没有技术团队，没有工厂，没有发射场。他只有钱和想法。

他去了俄罗斯，问俄罗斯人：你们有一枚火箭要卖吗？

俄罗斯人说：有。洲际弹道导弹，改装一下就能用。一枚两千万美元。

马斯克算了算。他要买三枚，三枚六千万。加上发射费用、改装费用、维护费用，总共需要上亿美元。

他说：太贵了。

俄罗斯人说：那你还有什么选择？

马斯克说：我自己造。

俄罗斯人笑了一下。

他们以为他在开玩笑。

十七

马斯克从俄罗斯回来之后，在加州租了一间小办公室，开始招人。

他招人的方式是：给所有他知道名字的火箭工程师发邮件。一个一个发，问他们有没有兴趣加入一家新公司。

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不。

有些人根本不理他，有些人礼貌地拒绝，有些人告诉他这不可能——火箭的供应链极其复杂，需要几十年的积累，不是几个人加一些钱就能搞出来的。

有一个工程师叫汤姆·穆勒，回了他的邮件。穆勒曾经在TRW公司工作，TRW是美国顶级的航天企业之一，后来被诺斯罗普收购。穆勒在那里干了十五年，搞液体火箭发动机。

马斯克飞到穆勒住的地方，在一家咖啡馆里和他谈了三个小时。

谈完，马斯克问他：你愿意来吗？

穆勒说：让我想一想。

三天后，穆勒给马斯克打了电话：“我下周辞职。”

十八

2002年6月，SpaceX在加州霍桑镇成立。

霍桑镇是一个小地方，离洛杉矶二十分钟车程，人口不到两万。SpaceX租了一间三层的办公楼，一楼是制造车间，二楼是办公区，三楼是会议室。

制造车间里只有几台机床，一台焊接设备，和一些从ebay上买来的二手工具。

马斯克给他的第一个员工说了一句话：“我们的目标是用十分之一的成本把东西送上天。”

那个员工看了看那间小办公室，看了看那几台旧机床，没有说话。

他在SpaceX干了三年。

十九

2002年，人类最后一次登上月球已经过去了三十年。

没有人再提重返月球。

三十年里，人类的足迹没有再离开过近地轨道。

三十年里，人类的飞船最远飞到了土星——旅行者一号和二号，两艘无人探测器，1977年发射，2012年飞出了太阳系。它们带走了人类的信息，带走了人类的声音，带走了人类的样子。但它们不是人类。

三十年里，人类的载人航天工程从登月的巅峰滑落到近地轨道的常态化运营。从每隔几年去一次月球，到每隔几年送几个人去空间站。

滑得很慢，慢到没有人注意到。

就像一个人站在山顶，往下坡上走了第一步，再走第二步，再走第三步，等他回头时山顶已经不见了。

二十

2002年的最后一天，马斯克坐在SpaceX的办公室里。

他刚和几个工程师开完会，会上讨论了猎鹰一号的推进系统方案。有人提出了一个技术问题，他让工程师去算，算完之后发现他们现有的方案推力不够，需要改设计。

改动不大，但意味着整个进度要推迟三个月。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窗外。

霍桑镇的夜很黑，没有光污染，能看见几颗星星。

他想起加加林1961年飞天的那个晚上，想起阿姆斯特朗1969年踏上月球的那个下午，想起那枚土星五号火箭升空时推着胸口的那股力量。

他说——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

“十年。十年之内，我们要再回月球。”

没有人接那句话。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SpaceX能不能活过下一年。更没有人知道它会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成为人类太空史上最重要的一家公司。

但他说了那句话。

2002年12月31日，SpaceX成立的第六个月。

三个月的进度推迟刚刚确定。

猎鹰一号还没有飞过。

他已经在想十年之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