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造月亮

一

1957年10月4日夜，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发射场。

科罗廖夫站在发射台的控制室外面，仰着头，呼出的气在草原的冷风里迅速消散。他身后是一枚白色的火箭，高二十八米，捆绑着四个助推器，全身打着探照灯，像一棵奇怪的钢铁树站在荒原上。

十分钟前，最后一次技术确认刚刚完成。

他听见身后有人轻声说：“谢尔盖·帕夫洛维奇，一切正常。”

他没有回头。他继续看着火箭。

科罗廖夫今年五十岁，圆脸，浓眉，脸上留着岁月刻出的深纹。他的档案里有一段历史——1938年，他被捕入狱，被送到科雷马金矿，扛过了那里的饥寒和强制劳动，活下来了，但落下了一嘴烂牙和半副坏肺。出狱后，他被重新征召，在一间带锁的设计局里用了十年重新成为苏联最重要的火箭工程师。

他的名字被列为国家最高机密。苏联媒体只称呼他为”首席设计师”。西方情报机构花了十年也没有找到那个人是谁。

现在，那个人站在哈萨克斯坦的荒原上，看着自己造的火箭。

倒计时开始。

”……十，九，八……”

科罗廖夫把手插进大衣口袋，握成拳头。

”……三，二，一，点火——”

二十个燃烧室同时喷出火焰，声音在空旷的草原上滚开去，像一次持续的远雷。火箭缓缓离开发射台，越来越快，尾焰把整个天空的那一角染成了橙色。

科罗廖夫没有鼓掌。他只是一直仰着头，直到火箭变成一个细小的光点，消失在黑暗里。

他旁边的副手格卢什科拍了拍他的肩：“我们成了。”

科罗廖夫转过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然后他走进控制室，坐到接收器旁边，戴上耳机，等待。

九十六分钟后，地面站报告：信号收到。

那是一个间隔均匀的电子嗒嗒声——“嘀嘀嘀，嘀嘀嘀。”

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正在以每小时两万八千公里的速度绕着地球转。

科罗廖夫摘下耳机，起身走到窗边。

他看着窗外的星空，良久，说：

旁边只有一个助手听见了，后来他回忆说，科罗廖夫当时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它跑了。这辈子，总算有一件事彻底跑了。”

那个助手后来说，他不确定科罗廖夫说的是卫星，还是别的什么。

一百二十三年前，一个美国铁匠站在一辆走了不到二十米就停下来的木轮车前面，说，大意是：至少它动了。

科罗廖夫的卫星，走得稍微远了一点。

二

华盛顿，同一天的深夜。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值班室里，一个分析员盯着一行电报，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走到走廊里，叫醒了他的上司。

“先生，苏联成功发射了一颗卫星。”

上司揉了揉眼睛：“确认？”

“确认。”

上司沉默了几秒钟：“艾森豪威尔那边知道了吗？”

“正在通报。”

上司靠在走廊的墙上，什么都没说，就这么靠着，看着天花板。走廊里的日光灯发出轻微的嗡鸣声。

那是1957年10月4日深夜。美国正处在战后最繁荣的时代——超级市场里货架上堆满了商品，公路上跑满了宽大的镀铬轿车，人们在周末烤肉，看电视，讨论谁家的冰箱最新款。

然后一个比篮球大不了多少的金属球，绕着地球转了一圈，把这一切都笼上了一层阴影。

阴影不是来自爆炸，不是来自导弹，而是来自那个均匀的”嘀嘀嘀”。

任何一台短波收音机都能接收到它。第二天早上，全美国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都收到了那个信号。《纽约时报》头版的标题是：苏联发射地球卫星；在轨道上绕行；直径58厘米，重184磅。

标题下面那行细字是编辑加上去的：这是科学史上最重大的成就之一，也是最令人不安的消息之一。

参议员林登·约翰逊读到这条新闻时，正在他的牧场里散步。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我站在院子里，抬头看天，突然意识到——从今天起，天空不再是我们的了。以前我总觉得天空是美国的，像那片草地、那片麦田一样是美国的。那一刻我知道，不是了。”

国防部召开紧急会议。

海军的”先锋”计划被催促提速。陆军的冯·布劳恩团队被解禁——那个德国人，那个从纳粹火箭项目投奔过来的工程师，等这一天已经等了两年了。他有一枚”朱诺”火箭，早就可以发射，但政治原因一直被压着。

他接到电话时，正在办公桌前喝咖啡。

他放下杯子，说：“给我六十天。”

那边沉默了片刻：“九十天，但要快。”

冯·布劳恩拿起铅笔，开始在纸上写清单。他写了满满两页，停下来，看了看，把其中三行划掉，换成更快的方案。

他知道他要赶的不只是一颗卫星——他要赶的是美国人心里那块被揭开的恐惧。

三

北京，同一时期。

这一年，北京西郊有一片还没拆完的平房，断壁残垣之间有时能看见几个工人在挑砖，灰尘飞扬。再往西，是一片刚开垦的农田，农田边上有一排简陋的办公室——那里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刚成立不到两年。

所长叫钱学森。

钱学森五十六岁，戴眼镜，微微有些谢顶，说话时总是直截了当，有时让人觉得有点冷。他1935年去美国留学，在MIT和加州理工读到了博士，成为冯·卡门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帮助美国设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早的喷气飞机。

然后麦卡锡主义来了。

1950年，美国联邦调查局认定他有”共产党嫌疑”，吊销了他的安全许可证。他无法继续工作，被软禁了五年——不能出行，不能通信，护照被没收，电话被监听。加州理工的同事们来探望，他对他们说：“我不打算在一个不信任我的国家浪费我的时间。”

1955年，他终于被允许回国，换回了十一名美国战俘。

回来的第二年，力学研究所成立了，他是所长。

斯普特尼克的消息传到北京时，钱学森正在给研究生上课。一个学生进来，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他停下来，向讲台下的学生们说：“苏联把一颗卫星送上天了。”

教室里静了一下。

然后一个学生举手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发射？”

钱学森看了他一眼，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数字：第一宇宙速度，每秒7.9公里。

“想进入轨道，你的火箭必须达到这个速度。“他说，“要达到这个速度，需要多大的发动机，多少燃料，什么材料。这些问题，我们一个都还没解决。”

他转过身，看着那个学生：“所以什么时候，你现在问不了。但我告诉你，这条路，我们必须走。”

课继续上，但教室里的气氛已经不一样了。

那天晚上，钱学森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他的妻子蒋英送来了饭，看见他面前摊着一张草纸，上面画着火箭的草图，已经改了好几遍。

“吃饭。“蒋英说。

钱学森没动。

“吃饭，“她把饭盒推到他面前，“总要吃饭的，地球不会因为你不吃饭就多转快一圈。”

他抬起头，看了看她，拿起了筷子。

他没有告诉她，他已经盘算好了一件事：他要去见聂荣臻——他要请求启动中国自己的导弹和火箭计划。

那一年，中国还有两千万人在挨饿。

四

1957年11月，斯普特尼克二号升空。

这一次，苏联把一只狗送上了天。

那只狗叫莱卡，一只杂种母狗，棕白色的毛，从莫斯科街头的流浪狗里挑出来的——因为流浪狗皮实，能扛冻，能扛饿，能扛压力。科学家们给它做了好几个月的训练：把它关在越来越小的箱子里，让它习惯狭小的空间；给它穿上加压服，让它适应失重的感觉。

莱卡进舱的那天早上，其中一个科学家——阿纳托利·布拉戈纳夫洛夫，后来回忆说，他蹲下来，摸了摸莱卡的头，它的眼睛是黑的，看着他，一动不动。

“它不知道自己去哪里。“布拉戈纳夫洛夫说，“它只是信任我们。”

莱卡的舱里有七天的食物和水，通过自动投食装置定时供应。但当时苏联的技术还做不到回收舱体——莱卡上去，就没有回来的计划。

发射成功了。莱卡在太空里活了大约五到七个小时，最终因为舱内过热去世。但这一点，苏联官方隐瞒了四十多年——当时的说法是莱卡在轨道上存活了四天，最后平静地”结束了使命”。

斯普特尼克二号绕地球飞了大约两千五百圈，然后在1958年4月重返大气层，解体烧毁，连同里面已经风干的那具小小的骨架。

全世界的报纸都登了莱卡的照片。人们争论：把一条狗送上去送死，这道德吗？

布拉戈纳夫洛夫多年后说：“我们为这件事痛苦了很久。但那是一个不同的时代，没有人问道德，只有人问速度。”

那个时代的逻辑只有一条：谁快，谁对。

在华盛顿，看着莱卡照片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助理说——这话后来被记入白宫备忘录：“他们把狗送上去了。接下来他们会送人。在他们送人之前，我们必须把人送上去。”

美国宇航局（NASA）的前身，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开始讨论一个名字：Project Mercury——水星计划。

五

1958年12月6日，卡纳维拉尔角。

美国海军的”先锋”火箭，在全国电视直播中，点火，升空，然后在离发射台一点二米的高度爆炸了。

整个过程不到两秒。

控制室里的工程师们盯着监控屏幕，谁也没动。

残骸里，有一枚橙子大小的卫星，从火球中飞了出来，落在发射台旁边的草丛里，仍在发出微弱的”嘀嘀嘀”——它的电池还没坏。那个信号被地面接收站收到，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那个画面被拍下来，第二天登上了全球报纸。美国媒体给它取了个绰号，叫”卡普特尼克”——Kaputnik，把苏联的Sputnik和德语的kaputt（坏掉了）拼在了一起。

国会里的批评声浪滔天。报纸社论问：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丢脸的事情之一吗？

就在这片嘲笑声里，冯·布劳恩的团队安静地完成了最后一次测试。

1958年1月31日，陆军”朱诺”火箭点火。这一次没有爆炸。火箭径直飞向天空，把一颗探索者一号卫星送入了轨道。

华盛顿的人群在广播里听到消息，在街上欢呼。

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控制室里，冯·布劳恩和他的团队相互握手。有人开了一瓶香槟，泡沫洒在地图桌上。

冯·布劳恩站在角落里，笑着，但没有喝酒。他的同事问：“怎么了？”

他说：“我们追上了他们的卫星。但我们还没有追上他们的火箭。苏联的R-7可以把一个核弹头打到纽约。我们的朱诺，打不到那里。”

那个人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

冯·布劳恩端起杯子，喝了一口，然后把杯子放回桌上。

他脑子里已经开始想下一步——那不是一枚火箭，而是一枚大很多的火箭。一枚能载人的火箭。

六

1961年4月12日，拜科努尔。

早晨六点，科罗廖夫站在发射台下，仰头看着那枚白色的”东方”号火箭，和四年前的那个夜晚一模一样的姿势。

但这一次，火箭顶端那颗球形舱里，有一个人。

那人叫尤里·加加林，二十七岁，空军少校，五官周正，笑起来有两个酒窝。他入选宇航员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他个子不高——一米五七，正好能塞进那个狭小的球形舱；第二，所有候选人坐进舱里试坐时，只有他顺手把舱盖关上了——工程师事后说，这个细节说明他把自己当成了飞船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坐在里面的乘客。

发射前，有人问加加林：“你不怕吗？”

他想了想，说：“我有一点怕。但不知道该怕什么。”

倒计时到零。

东方号升空。

一百零八分钟后，加加林绕地球一圈，降落在苏联的农田里，距离目标着陆点偏差了大约几百公里——他是从舱里弹射出来跳伞降落的，飞船和人分开着陆，那也是预先设计好的。

他落地时，有两个农妇正在田边，看见一个穿着橙色连体衣的人从天上降下来。

其中一个跑上前，喊道：“你是从天上来的吗？”

加加林摘下头盔，露出那两个酒窝，说：“是的，从太空来的。请问有电话吗？我需要给莫斯科打电话。”

那个农妇愣了片刻，然后把他带进了附近的村子。

消息传到莫斯科时，赫鲁晓夫正在别墅里。他接到电话，沉默了大约三秒钟，然后大声说：“叫他们把所有人都叫回来，我们今晚要庆祝。”

消息传到华盛顿时，约翰·肯尼迪正在准备上午的新闻发布会。助手把电报递给他，他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放下，对助手说：“取消今天的发布会。”

他在办公室里走了大概半小时，然后叫来了他的航天顾问杰里·韦斯纳。

“我们还需要多久？“他问。

韦斯纳说：“如果只是把人送进太空——也许一个月，也许三个月，弗里德曼·谢泼德随时可以上。但如果你问的是超过他们——”

肯尼迪打断他：“我问的就是超过他们。”

韦斯纳沉默了一会儿：“那需要十年，并且需要很多钱，并且我们不保证一定赢。”

肯尼迪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告诉我你需要什么，你来写预算。”

七

三十七天后，1961年5月25日，肯尼迪站在国会联席会议的讲台上，面对着六百多名议员和上百名记者：

“我相信，这个国家应当立下目标：在本十年结束之前，将一个人送上月球，并使其安全返回地球。”

掌声。

那掌声是真实的——那个年代，美国人真的相信这件事可以做到。

肯尼迪走下讲台时，旁边一个助手问他：“您真的觉得我们能在十年内做到？”

肯尼迪想了想，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但苏联人已经把人送进太空了，如果我们不说十年内登月，他们会先到那里，然后在月球上插苏联国旗，我们就没有月球了。”

那个助手笑了。

肯尼迪没有笑。他说：“这不是一个笑话。谁控制了天空，谁就控制了地面。林登早就说了这话，他说得没错。”

他停顿了一下，看着助手：

“我不知道十年能不能到月球。但我知道，如果我们不往那里走，那条路就永远不会有。”

八

与此同时，北京。

1961年的中国，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饥荒还没有结束。

但就在那一年，中国的第一枚国产近程弹道导弹，“东风一号”，完成了自主仿制，在酒泉发射场试射成功。那是苏联R-2导弹的复制版，用的是苏联提供的图纸和技术，但当时苏联已经撤走了所有顾问，带走了所有图纸——中国的工程师们靠记忆和笔记，把那枚导弹复原了出来。

参与仿制的工程师任新民后来说：“苏联人走的时候，带走了所有东西。连焊接方法都带走了。我们就自己摸，摸出来的焊缝比他们的还好看。”

钱学森那时还在北京。他知道东风一号的事，但他的目光已经不在导弹上了。他在想一件更难的事：要把人送上天，需要什么？

发动机。材料。控制系统。生命保障。降落回收。

每一项，中国都是空白。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五条，然后在每条下面画了一条竖线，竖线的右边是空白。

那些空白，要花三十多年才能填完。

但他把那个笔记本放进了抽屉，开始写一份报告，标题是：《关于发展中国卫星事业的建议》。

那份报告后来被称为”581报告”，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起点。

他在报告的结尾写了一句话，措辞克制，像他一贯的风格，既没有口号，也没有豪情：

“技术上的差距可以追赶，时间上的损失无法弥补。建议立即着手准备。”

立即。

这个词，在那份报告里，是他唯一加了着重号的地方。

九

1957年到1961年，四年。

苏联发射了两颗卫星，把一只狗送上天，然后把人送上天。

美国发射了一颗卫星，把一艘飞船炸在了发射台旁，然后启动了阿波罗计划。

中国什么都没发射，但有两件事在悄悄发生：一份报告进了中南海，一间仿制导弹的工厂里，第一批中国火箭工程师开始学习怎么造发动机。

三条线，三种起跑姿势：苏联是先跑的人，已经在跑了；美国是被追上的人，气得要追回来；中国是出发晚的人，还没找到起跑线在哪里。

但这三条线后来交汇在了一个地方——月球。

那个地方，现在还没有人类留下的脚印。但世界上有三个国家，已经开始抬头看它了。

科罗廖夫在睡觉之前习惯开窗，他说他喜欢在睡前看天上有没有星星。他有时会对着天上那个最亮的点看很久——那可能是人造卫星，也可能是别的什么。

他从不解释他在看什么。

他的工程师们说，有时候夜里工作到很晚，抬起头，能看见科罗廖夫坐在窗边，对着天空，一动不动。

没有人敢问他在想什么。

但所有人都知道，那个方向，是更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