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寒夜
一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 全球金融市场在四十八小时内蒸发超过一万亿美元市值。
英伟达的股价从三十七美元跌到了八美元。
CUDA项目每年的五亿美元烧了进去，但商业回报仍然看不见。游戏市场还在，显卡还在卖——但华尔街的耐心已经到头了。分析师的报告开始用同一个词形容英伟达：迷失。
董事会里有人提出了那个问题。
会议室里坐了七个人。有人在翻笔记本，有人盯着窗外。黄仁勋坐在长桌的一端，面前摊着三季度的财务预测。
“CUDA还要烧多久？”
这个问题大家都想问。
游戏业务贡献了大部分营收，CUDA团队有两百多人，每年五亿美元，而且短期内没有任何盈利路径。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英伟达的毛利率可以立刻回到四十五以上。股东们会笑。
黄仁勋没有立刻回答。他用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三下。
“我给你们讲个数字。“他说，“2006年，我们第一块支持CUDA的显卡出货的时候，买的人里面，有八成是游戏玩家，有两成是研究者。今天，这个比例开始变了。研究者的比例在涨。”
他顿了顿。
“他们不只是在玩。他们在写论文。论文会毕业，毕业会进公司，公司会变成客户。”
董事会没有当场投票。但这个答案没有让任何人满意。
黄仁勋走出会议室的时候，对身边的CTO说：“他们不需要现在就理解。他们需要的是——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还在。”
二
2008年到2009年，黄仁勋做了一件奇怪的事。
在CUDA最缺钱的时候，他加大了对高校的投入。
斯坦福、纽约大学、多伦多大学、卡内基梅隆——英伟达的工程师带着显卡登门拜访，免费送去开发板，在大学实验室里驻扎，帮学生和教授把代码迁移到CUDA平台。
这件事没有任何商业回报。短期内连品牌曝光都没有——大学实验室里没人发新闻稿。
但黄仁勋坚持做。
他的逻辑是：如果CUDA的生态只在工业界存在，它永远是一个工具；但如果它在高校里生根，学生毕业之后，CUDA就是他们唯一熟悉的并行计算框架——他们会带着这个习惯走进所有地方。
这个逻辑需要时间来验证。而时间，是他最缺的东西。
2010年，黄仁勋在一封致股东信里写了一段话：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漫长的冬天。我们相信，GPU通用计算的时代将会到来。但在它到来之前，我们需要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
华尔街没有人把这封信当回事。股价在十二美元上下横了整整两年。
但那些大学实验室里的种子，已经开始发芽了。
三
同一时间，在加州弗里蒙特，特斯拉工厂的铁皮屋顶下，马斯克正经历着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年。
Roadster量产亏损严重，投资人撤资，马斯克不得不从个人账户转钱进去——那是他卖掉PayPal之后留给两个儿子的教育基金。账上的钱只够七周。他在全体员工大会上说过一句话，后来被很多人引用——但在2008年那个秋天的夜里，没有人在听。
但那一年，AI这个词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优先级里。他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解决一个问题：怎么让这两家公司撑过下个月。
这是2008年的马斯克。
四
同年，北京。
中科院计算所的神经网络加速器项目，几乎在金融危机中断气了。
经费砍了三分之二。团队从十二个人缩减到五个人。有两个核心成员离开了北京，去了工业界——一家做智能手机芯片的公司，开出的薪水是体制内的六倍。
留下来的人里面，有一个叫陈天石的年轻人。
他后来回忆那段时间，说了一句话：“最难的不是没钱，是没有人知道你在干什么。”
立项报告写了好几年，经费批了又砍，砍了又批。项目挂在所里的进度表上，排在好几个更”主流”的项目后面——那些项目做芯片封装，做编译器优化，做高性能互连，都是能发论文、能评职称的方向。
神经网络加速？这个方向已经”死”了二十年了。
2009年，陈天石写了一份新的进展报告，只有八页，没有摘要，没有参考文献。
报告里有一句话，八年后出现在华为海思芯片立项的内部备忘录里：
“通用处理器在神经网络场景下的效率损失，在未来将超过一百倍。如果有专用架构，这个差距可以被完全反转。”
他把报告交给了自己的导师，然后继续做实验。
实验室里有一台用了六年的服务器，经常过热自动重启。他们在服务器旁边放了一台风扇，用纸板箱垫高，让风扇对着机器吹。
三年后，那台风扇还在转。只是对着的不是一台旧服务器了——是一块叫寒武纪的原型芯片。
五
2012年秋天，多伦多大学的一间服务器机房。
三块英伟达GeForce GTX 580显卡，插在一台普通游戏电脑里，正在跑一个叫AlexNet的神经网络。
AlexNet是一个参加ImageNet图像识别大赛的参赛作品。那一年，ImageNet的测试集有六万张图片，参赛者的任务是把它们正确分类。上一年的最好成绩，错误率是26%。
AlexNet的得分是15.3%。
错了四成。
评委以为是算错了。
他们检查了代码，检查了数据，检查了硬件配置。最后确认：这三块游戏显卡，真的把错误率砍掉了超过十个点。
英伟达没有为这次胜利做任何宣传——它甚至没有被邀请参加比赛。
但山姆·奥特曼在YC的办公室里看到这条新闻。他看了两遍结果，然后把屏幕转向对面的合伙人：
“游戏显卡赢了。”
这不是玩笑。
六
黄仁勋在当晚给公司全体发了一封内部邮件。
邮件很短，只有一句话：
“他们需要我们。”
这是他2006年在白板上写下的那句话。六年了。
董事会的问题他终于有了答案：不是现在，是2012年。
但那天晚上他坐在办公室里，盯着屏幕上的新闻，没有庆祝。
他打开了一个新的文档，开始写一份关于下一代GPU架构的计划书。
AlexNet之后，会有更多的人涌进来。他们会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多的显存，更好的互联带宽。
CUDA的生态终于开始有人用了。但这只是开始。
山姆·奥特曼说”游戏显卡赢了”——黄仁勋心里清楚，真正的战争，是从这句话之后才开始的。
2008年差点死掉的三个东西，在2012年等到了同一束光。黄仁勋等到了AlexNet。马斯克等到了SpaceX第四次发射成功，然后开始想一个问题——造火箭的钱，下一步用来干什么。陈天石实验室里那台还在用风扇吹的服务器，再过两年会被换成新机器，跑出一个叫”寒武纪”的原型。
他们还是彼此不认识。 但他们都知道，那个叫算力的战场，正在变热。
七
2008年到2011年，世界经历了两场革命。一场在街上，一场在口袋里。
街上的那一场是金融危机。雷曼兄弟倒掉那天，道琼斯指数创下单日跌幅纪录，全球信贷像被冻住的水管。英伟达的市值蒸发到只剩15亿，黄仁勋一度离被收购只差一次董事会投票。几年后他回顾那段日子，说了一句后来被人反复引用的话：“那场危机差点要了我们的命——但也顺手清掉了所有潜在对手。”
口袋里那一场，叫智能手机。
2007年iPhone发布，2008年App Store上线。智能手机重构了「口袋里的互联网」，全球手机厂商重新洗牌。
在中国，移动互联网来得比美国更凶。2011年，张小龙带着十几个人在广州做了一款能发语音消息的App，当时没人料到它会从”语音对讲”长成后来那个装得下支付、电商、小程序的口袋操作系统。同一年，雷军在发布会上举起第一代小米手机，大屏幕上的数字定格在1999——“为发烧而生”。
同一段时间，英伟达在做一件让华尔街无法理解的事：每年往CUDA里填进去五亿美元，免费给各所大学寄显卡、派人过去驻场教怎么写代码。分析师追着黄仁勋问：“这玩意儿到底哪年能回本？“他答：“我不清楚。”
2010年，有人用一万个比特币买了两张披萨——当时没人觉得这笔交易有什么特别。几年后那些币的价值飙到数亿美元，但比起价格，更关键的是中本聪用这件事证明了一件事：GPU的算力可以替代银行的信用背书。这是算力与信任之间第一次产生实体连接。后来两百万矿工把市面上的显卡一扫而空，黄仁勋才慢慢回过味来：他卖的不只是游戏配件，而是一种新的生产资料。
投资者的耐心在消退，董事会的质疑在增加。英伟达像一艘在暴风雨里烧煤的船——煤快烧完了，陆地还没看到。
然后，2012年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