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国机械觉醒
一
2016年春天。北京友谊宾馆。
那场后来被反复提及的机器人产业规划草案论证会,其实开得很低调。没有媒体。没有直播。会场里的空调坏了,所有人都在用会议资料当扇子。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的副司长念完报告草案之后,会场安静了将近十秒。
然后深圳一家做教育机器人的公司的老板举手了。“领导,政策很好。但是给我们的研发补贴——审批流程要走八个月。八个月之后,别人已经卖了好几代了。”
另一个从哈尔滨飞来的教授补充了一句:“减速器。全国能做的不超过三家。全是日本的。一台机器人的材料成本里,减速器占百分之三十五。”
散会后,王兴兴——那年还在上海大学读研——在走廊里追上了那个教授。“老师,您说的减速器——如果我不用呢?”
教授看了他一眼。一个背着双肩包的瘦高个,手里还转着一支笔。
“你没有减速器,电机就会烧。”
“那如果我用小扭矩电机,靠软件补偿呢?”
教授愣了一下,没有回答。但王兴兴已经在脑子里跑了半年的账。
二
2013年。深圳南山。
大疆的创始人汪滔正在看一段试飞视频。一架四旋翼——从他们的新产线上刚下来的——在大楼之间的穿堂风里,直接翻了过来。坠地的那一下,电池飞出去三米远。
汪滔看了三遍。没有说话。然后他在内部群里发了三个字:“飞控写。”
大疆的核心技术不是无人机——全世界会造无人机的公司至少上百家。大疆的核心是飞控算法。一套能在每秒上千次的姿态变化中保持悬停、在GPS信号丢失时自动返航的软件。
2016年大疆发布Mavic Pro。折叠式消费级无人机——可以塞进背包侧袋。发布第一个月,全球订单超过预产量的四倍。深圳工厂三班倒,每条生产线日产量从三百台提到一千二百台。仓库门口排着装货的货车——最长排到了深南大道上。
Mavic Pro的飞控芯片只有指甲盖大。那颗芯片上跑着大疆自研的六轴惯性导航算法——全球没有人比他们更快。
那一年,大疆在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的占有率超过了百分之七十。
美国军方对大疆发过禁令。澳大利亚政府对大疆做过安全审计。英国国防部在一份内部报告里写:“大疆无人机的供应链透明度不足以满足军事安全要求。”
但所有人——包括五角大楼——都在买。
因为没有替代品。
三
2016年。春晚后台。北京中央电视台。
优必选的周剑额头上全是汗。不是热的——是紧张的。
他们为春晚做的Alpha 1S机器人正在候场。二十四台。白色的塑料外壳,每一个大约四十厘米高,关节处是银灰色的微型伺服电机。它们要同时完成一套动作组合——行走、挥手、敬礼、蹲下、重新站起——与舞台上的演员同步。
春晚。直播。全国十四亿观众。不能有一个机器人倒下。
周剑蹲在地上,一台一台地检查电量。Alpha 1S的电池续航只有不到四十分钟——春晚的节目时长是五分钟。但这五分钟里,电视信号不等人。如果任何一台的电控过热、电机卡死、或者电池电压瞬间过低——没有备份方案。
上场前三十秒。周剑退到侧幕后面,攥着一把改锥——没有任何用,只是一种手需要抓住什么东西的本能反应。
音乐响了。
二十四台机器人同时启动。
它们排成两排,走向舞台中央。步伐整齐。挥手同步。一、二、三——敬礼。然后转身,走下场。
全程没有一台出错。
优必选的团队在后场抱在一起的时候,周剑还在盯着屏幕上的直播延时画面。过了大概十秒钟,他放开改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下次不接春晚了。”
第二年他们又接了。
2018年。Alpha 1S二代上了春晚。更长的时间。更复杂的动作。依然零失误。
四
同一时期。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从”展会明星”变成”真实需求”。
2019年。深圳坂田。
华为的一个内部实验室。桌上摆着拆开的机器狗零件——电机、减速器、传感器、AI芯片。品牌全是中国的。
中国在2016年的”十三五”规划里把机器人列为优先方向。比美国早了三年。政策逻辑很简单: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建成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这个供应链有一个弱点——人口红利正在消失。2020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四十岁。不出十年——当这一代人退休,谁来拧螺丝?
所以这个国家需要机器人。
不是在2020年需要——是在2015年就需要开始准备。
华为的机器人方向,从一开始就不是”造一整台机器人”。他们的入场方式是”机器人零部件”——昇腾AI芯片、鸿蒙操作系统、5G通信模块。他们不造身体,造的是身体里的神经系统。
2019年华为发布了昇腾910——专为AI训练的NPU。发布会的最后一页PPT上,有一行小字,用灰色印刷:“机器人推理场景适配中”。
没有人注意到那一行。
但在深圳、东莞和苏州,至少有十几家机器人初创公司的创始人,截图了那一页PPT。
五
2020年。上海。一片老工业区的改建创业园区。
王兴兴的宇树科技刚搬进来。公司只有不到四十人。一半是电子工程师,四分之一是机械,还有几个是刚从上海交大毕业的研究生——学的是机器人控制。
宇树的B1机器狗已经完成了第一轮内测。价格:一万两千美元。波士顿动力Spot价格的六分之一。但王兴兴知道,这不是他能赢的地方。价格低是一个优势,但不是壁垒。如果宇树永远只是”便宜的Spot”,就永远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他在内部邮件里写了一句话,后来被贴在公司的食堂墙上:
“我们不做第二个波士顿动力。我们做第一个宇树。”
宇树的差异点在哪里?不是机器狗本身。是机器狗身上的关节。
宇树的关节是全电驱动的——没有一根液压管。核心部件叫力矩电机。它可以把电机的转速转化为精确的、可感知的力量。一条关节的成本从两万美元降到了一千两百人民币。
王兴兴的决定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做出来的:买不到日本谐波减速器——太贵。那就自己做。用行星齿轮替代。控制精度不会达到波士顿动力的水平——但足够让一只机器狗在绝大多数路面上稳定行走。
这个决定后来被证明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福建舰”时刻——不是造不了最先进的,是你根本不用最先进的也能跑——而且跑到只有先进方案十分之一的成本。
六
2020年夏天。疫情席卷全球。
深圳一个老旧小区里,美团的外卖骑手每天爬六层的楼梯——不是在自己住的楼,是在别人住的楼。疫情封锁,所有电梯都贴着”外卖不入内”。他一天爬了一百二十层。第二天膝盖肿了。请假。
同一条街道的另一头,一辆美团自研的无人配送车停在路边的测试区。黄色车身。四个轮子。车顶有一个雷达和三个摄像头的组件。它从路边的测试站点缓缓滑出来——车里装着一份鱼香肉丝和一份米饭。
车辆工程师站在路边,在没有交通信号的测试场里模拟每一个路口场景——电动车突然闯红灯、小孩从路边跑出来、前方逆行的快递三轮。算法在这些场景里表现不稳定。有时候刹车太猛——鱼香肉丝洒了。
在武汉,京东的无人配送车也在做同一件事。它们的车稍微大一些——能装二十个包裹。在一个大学城封闭管理的区域里,它成功完成了一百四十二次无人配送。
无人配送成了疫情中最安静的一场机器人革命。它不像人形机器人那样吸引头条——你几乎注意不到一只有轮子的小盒子。但它的落地速度是最快的。因为在疫情之前,没人想用机器人送快递。在疫情之后,你不敢下楼拿快递。
历史的每一次大规模自动化,都发生在劳动力短缺的时刻。黑死病→农业机械化。二战→工业机器人。新冠疫情→物流机器人。危机不是机器人的敌人——是它们的催化剂。
七
2022年。B站。
一个ID叫”稚晖君”的UP主上传了一段视频。标题:“自制机械臂,能写春联的那种”。视频十六分钟。他在自己的家里,用3D打印机打印了所有非标准零件,买了一个工业相机做视觉识别,在树莓派上跑了自写的运动控制代码。然后机械臂握着一支毛笔,在纸上写下了四个字:“虎年大吉”。
弹幕疯了。
“UP主你还缺手吗?我可以砍下来给你。”
“一个人顶波士顿动力一个部门。”
“华为HR在吗?”
华为HR真的在。而且动作很快。视频上传后不到三个月,稚晖君——真名彭志辉——加入华为”天才少年”计划。年薪二百零一万。
一年之后,他从华为辞职了。
又过了半年,一家叫智元机器人的公司注册成立。创始人:彭志辉。公司第一轮融资,估值超过十亿美元。
从B站视频到独角兽——不到两年。
八
2022年冬天。安徽芜湖。
工信部的一位司长在一个小型闭门会上说——这句话后来传到了机器人创业圈:“人形机器人——我们不要把它看成科幻。在工厂里能替掉两个人的,就应该被认真对待。”
同一周。苏州。发那科——日本工业机器人巨头——在他们在中国的最大工厂里开了一条新产线。不是造工业机械臂。是造”协作机器人”——可以和人站在同一个工位旁边而不用关在笼子里的那种。车间墙上贴着一句口号:“让机器人成为人的助手。不是替代品。”
这是日本——这个从阿童木开始就用漫画画机器人的国家——在工业领域的回答。和马斯克”造一千万台”的美国式回答不同。和中国”让供应链说话”的路径也不同。
三个国家。三种对”身体”的理解。
美国:身体是通用平台,可以扩展到一切任务。中国:身体是供应链的最优解,在成本-性能曲线上找到最低盈亏平衡点。日本:身体是伙伴。精密到极致——安静、安全、永远不会伤害你。
但无论在哪种理解之下,2016—2022这六年里,一个事实已经在成型:
机器人的身体已经从实验室走进了工厂。从”能走”变成了”能做”。从液压变成了电机。从百万美元一台变成了能做成本竞争的商品。
2023年,北京确立了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同时,上海也宣布成立自己的人形机器人产业基地。
中国国家队不再只是”开会念稿子”了。
他们开始下场。